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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人工智能应用给我们当下生活带来了巨大改变，故有人认为，人工智能在司法中的运用是一个重要的法学话题。

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制定实施，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人权事业有计划有步骤更好更快的发展，也获得了国际社会广泛好评。这些变化包括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俄罗斯与乌克兰冲突，还有近些年来在不同领域体现、很多时候走向对立的中美关系等。

人权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会更加规范和成熟。1991年11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首部人权白皮书《中国的人权状况》，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开始正式地树起人权这面旗帜。在我看来，国际意识形态的争论方面，人权仍然是主战场。第三，中国共产党是讲民主的，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在中国实现真实、管用、有效的民主。这些内容说明，人权是一篇大文章，人权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

来源：《人权研究》2022年6月第2期，总第9期 进入专题： 人权 。不仅是中央一级的党组织和政府部门的事情，也是地方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部门的事情，各部门都应该从人权的角度开展工作。总之，要加强法学教育、法学研究工作者和法治实际工作者之间的交流，把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实践的最新经验和生动案例带进课堂教学中

因酷爱诗词歌赋和中国传统文化，吕晓峰、张瑞峥夫妇二人决定给爱女起名为北雁云依，并以北雁云依为名办理了新生儿出生证明和计划生育服务手册新生儿落户备查登记。（二）因由法定扶养人以外的人扶养而选取扶养人姓氏。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在父姓和母姓之外选取姓氏：（一）选取其他直系长辈血亲的姓氏。[18] 正确的表述应当是其他情形，不用理由二字的理由是，公民享受称姓自由无需陈述为什么，以满足所谓积极条件。

仅凭个人喜好和愿望在父姓、母姓之外选取其他姓氏或者创设新的姓氏，不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二条的解释》第二款第三项规定的有不违反公序良俗的其他正当理由。法律在本性上也不发挥社会的道德导向作用。

因为私法奉行法无禁止即可为，不可加于申请姓氏人以义务，去要求他自己出具所谓正当理由。要解决公民自创第三姓自由在现实中高处不胜寒的窘境，核心问题是，如何评价有不违反公序良俗的其他正当理由，其子问题包括：为何公序良俗条款的功能体现在否定性表达中更佳？姓氏上的公共秩序是什么？如何看待汉族姓氏习俗？申请姓氏人享用自由还负有义务自己出具所谓正当理由吗？ 旧案重提，再次讨论这个亿分之几的称姓例外，似是小题大做，实则所涉价值重大。[17]还有不加评析地取二分法的学者将不违反公序良俗视为消极条件，而把其他正当理由看作积极条件，经由后者不当地加于姓名申请人的论证负担。相比法律明确规定的民事违法行为，这类法律所不及的行为有时更为恶劣，如严重限制人的自由、违反家庭伦理、违反性道德等具有反人伦的行为。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将‘有其他正当理由修改为‘有不违反公序良俗的其他正当理由。规则意义上的是第143条第3款，不违背公序良俗是民事法律行为有效的条件之一，第153条第2款又将违背公序良俗的法律行为视为无效。《专利法》第五条规定，对违反法律、社会公德或者妨害公共利益的发明创造，不授予专利权。通观从申报到终审长达六年三个月的全过程，北雁云依姓名被拒，公权力机关出具的理由前后不一。

然而，此表述存在以下瑕疵：其一，其他二字表明前两种是正当的，但这两种情形不受公序良俗限制，只有其他正当理由才受制于它，但原《民法总则》第八条明确地说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从父姓的习俗导致子女可以从母姓的法律被基本搁置，而在姓氏上将公序良俗法律条款等同于姓氏习俗更从法律内部加强了从父姓的习俗。

9. ［德］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下册），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603页。公法和私法中的强制性规范和接纳底线道德伦理的一般条款均是为了限制私法自治的，是例外规范。

20世纪50年代后夫妻别姓，体现出男女在姓氏选择上的地位平等。紧随原《民法通则》的表述特征，连条文序号也惊人一致，原《合同法》的第七条是：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席锋宇：《选取姓氏须不违反公序良俗》，载法制网，2021年9月2日访问。取自哪些中国古典诗词，一个版本是：北风休闲呼长空，雁别声声显悲鸣，云翻沙飞广漠地，依旧潇客踏雪行。因吕晓峰坚持以北雁云依为姓名为女儿申请户口登记，被告燕山派出所遂依照《婚姻法》第22条之规定，于当日作出拒绝办理户口登记的具体行政行为。至此，我国民事法律中对公序良俗原则的规定基本完整。

参见杨传忠、戴伟：《无照理发店创新取名最高发院称够震撼》，载新浪网，2021年8月23日访问。第7条对良俗以肯定性的倡导来表述，而对公序施以否定性的用语。

北雁之姓的确与多数人称姓习俗不符，但实际上并未损害那些遵守从父或从母姓氏习俗的多数人的利益。原《民法通则》第七条的规定是：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

最应切记的是，在止恶上，不应轻易动用公序良俗条款，应当贯彻类似刑法的谦抑性要求，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从公序良俗条款终于回归到否定性表述而不是肯定性表达中可见，设立公序良俗条款的原因是，由于立法者预见到不可能完全使私法自治、民法权利规则、公法强制性规范和道德伦理有效联接起来，尤其是无法预见所有损害他人利益和违背一般道德观念的行为，例如劳动合同里写上一旦结婚视为自动离职，因此为了防止这类法律明文规定之外的恶行发生，需要有一个一般条款作为法律依据，故公序良俗条款便出场了。

的确，在传统中国，姓氏有区分血缘和区分社会地位的功能。当然，如果申请姓氏人作这样的理由陈述是其意思自治范围内的事。理由是孩子姓氏必须随父姓或母姓，即姓吕或姓张。8. 这两条规则的性质有别，第143条第3款属于证成性质的，即证成何种民事法律行为成立，第153条第2款属于阻却性质的，即阻却何种民事法律行为成立。

然而，当前的司法实践显示，以此立法解释生效为界，之前法律实务界对公民自创第三姓大体是确认和不允各半（见下表），之后则是著名的北雁云依姓名被否，且此案于2017年被最高人民法院列为指导性案例（指导案例89号），接着2018年北京的汨稽幽悠也被拒绝，且尚未见姓名登记机关或法院确认公民自创第三姓的案例，这不能不令人深思。民国前妻从夫姓，是基于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所谓三从伦理观念，后来民国规定妻冠夫姓，《民法典·亲属编》有妻以其本姓冠以夫姓以及子女从夫姓，虽离完全实现妇女姓氏独立相当远，但摒弃了三从的伦理观，一定程度地确认了辛亥革命以来广大妇女致力人格自由、身份解放的成果。

从另一个角度讲，法律确认姓名权是为了使公民能以文字符号即姓名明确区别于他人，实现自己的人格和权利。还要注意，今天子女从父姓的习俗与随父母姓的现行法律并不一致，文化传统和绝大多数人选择从父姓，这一习俗并没有转化为法律。

公民自创第三姓相关案例选[2] 不仅如此，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的《民法典》第1015条第1款关于自创第三姓的规定，几乎完全照录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姓名权的立法解释，公民自创第三姓的自由的法律位阶从立法解释一跃至法典，看上去非常美丽。积极条件是以发生所设事实为条件，与之相对，消极条件是以不发生所设事实为条件，其中所设事实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如结婚的积极条件有《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六条，结婚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不许任何一方对他方加以强迫或任何第三者加以干涉。

因此，维持原有姓氏传统对减少破坏社会秩序的风险意义甚微，相较维护公民的称姓自由，公权力机关理应以后者为重。姓名权和其他权利一样，受到法律的限制而不可滥用。姓名登记机关和法院都强调了习俗，但内容不同，前者认为随父母姓是习俗，后者承认第三姓，但个人喜好和愿望有违习俗。[6] 正应了理论上对公序良俗的正面功能的过分褒扬，实证法律也对公序良俗青睐有加，尤其是立法者对良俗极力提倡。

但在法律运行中则相反，一条限制条款的实际作用常常犹如汪洋大海，将自由和权利的空间挤得只剩一叶绿洲。止恶要求行为人不为坏事，有明确及格线或底线。

公民在享用自创第三姓的自由时没有义务陈述所谓正当理由，而倒是公权力机关在干预这种自由时须作正当性说明。（4）毁损国家和国家机关的公共形象，或者毁损其他公民、法人或者组织的姓名、名称、名誉的。

因而，立法解释中选择第三姓的三项理由是多余的，且也没有将法律实务界确认姓氏的大部分作法列出。云是云彩，且在古诗词中频频使用。